合同工人
聘用我们的单位是阿克苏养路总段中修队。随汽车到一个叫沙镇子的地方。我被安排在一排九班，来了一个班长，把我们领到一个地窖子，地窖子里，洋炉子烧得旺旺的。热气腾腾，暖烘烘的。随后又领到了皮大衣、手套、水壶劳保用品，发给了饭票菜票，晚上吃的白面馍，大白菜。晚上用皮大衣当被子，比在接待站好了许多。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吃饭，走几公里到工地，太阳刚露头。任务是提高公路路基。每个班有一个老工人担任班长，我们九班的班长叫蒲志发，陕西人。一个班干一段，一拨人装车，一拨人推车，有时互相倒换。工人中北方人居多，北方人身高体大，南方人矮小体弱些。我的力气不如人，只要尽力不偷懒，就没人歧视你。凭真本事公平竞争，不会附加莫须有的东西，或被无端找茬。我的心安定了许多，取消我脑力劳动的资格我认命了。任务以班为单位，大家比着干，谁也不愿意落后，干得挺欢。竣工时，各班都差不了多少。下午收工，唱着歌回家，起歌的是我们班班长，他声音洪亮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…” 这一唱，疲劳消除增快，心情确实好了许多。
驻地住着两个分队，另一个分队是维吾尔工人，生活中有些东西他们讲究中规中矩，比如不吃猪肉，不吃动物血，宰杀牲畜要念经。喝水要用公勺，水桶不能直接打水等。一次一个新工人用自己的口杯直接舀水喝，被维族工人发现后，怒不可遏，两下吵得不可开交，直到叫来队长出面调解，狠狠批评了那个新工人，才算了结。
提高路基期间，新疆交通厅组织文工团来我们工地慰问演出了一次，专业水平比基层业余高，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敲洋琴，那抑扬顿挫，明快的节奏引人入胜。为活跃气氛，组织了互动联欢活动。队里推举了八班的陈少龙演奏二胡，陈少龙 广东人，胡琴拉得有水平，琴声婉转悠扬，悦耳动听。演出结束后，文工团领导还专门找他谈了话，我以为会把他调入文工团呢！可后来一直没有动静了。
我和陈少龙很谈得来，成了比较要好的朋友。他有一个绝技，身上的肌肉任凭你用手怎么拧，他能泰然自若，跟没事人一样，决不叫痛。他这种毅力，一直让我迷惑不解。可见他为练琴是下了功夫的。
第二年春天，这个工程竣工，我们搬家去新和县，汽车跑了大半天到达新工地。班长带着我们搭帐篷，打桩拉绳，一会儿功夫，帐篷就搭好了。各人支起自己的铺板，一个班住一个帐篷。工地离县城三四公里远。工程不大，在一条水渠上建一座十几米跨度的小桥。来了两个班，九班和十班。一个班负责一个桥墩，人员比较集中，任务不好分，只能伙着一起干，上班八个小时，业余时间自由支配。班里一个河南老乡张朝广带有一付象棋，我们自然结成一对，闲余时间，对弈消遣。一王十将五兵任我调度，攻防设计；娱乐健脑，不失为体力劳动休息的好方法。星期天还可以到县城走一走，玩一玩。
这时我已经有了一点积蓄。赶紧购置了一床旧被子（新被子既要布票又要粮票），还不知道是死人留下的还是活人多余的。不过享受用劳动换来的成果，心情很愉快。我受够了缺被少衣的痛苦。晚上盖了被，寒冷不再找我麻烦，一小会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，舒坦极了，第二天上班，精神状态好多了。
新和县的白桑葚又大又甜，比老家的桑葚好很多。咨询老工人：“桑葚可以随便吃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只要不破坏桑树庄稼，践踏耕地，维族老乡都是认可的。”午休时去寻桑葚吃，自由享用，甚是惬意。我们工人，粮食部门供应45斤白面，干重体力，消化力强。一月下来，总差那么两三斤。有时候偷着买几斤粮票购副食品，或者买几个苞谷馕充饥。
这时对曾经的理想已无奢望，安心干体力劳动过日子。对那些脑力劳动的工作只能心存羡慕，不能企及。想到干了多年的老工人及班长，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我这新工人何况是合同工，理应恪守本分。
三个多月，这座钢筋砼平板小桥就修好了。工程有自己的一份劳动，心里少不了有点成就感，同时难免有些许担忧，小桥能不能承受载重汽车的考验呢。
这年五月，工地转到库车县牙哈人民公社。要在一条季节性河流上造一座跨度二百米的双曲拱大桥。造双曲拱砼公路桥在当时是一项新技术，老工人没干过，工程师，技术员也是头一回。队里集中了两个分队两百多人。开工时队里统计大工，大工明显不够用，魏工程师，刘桂铭技术员让愿意当大工的人报名，我鼓起勇气报了名，当即领取了瓦刀，泥抹子等工具，归在了大工行列里，没有正式拜师，只能在一旁偷学。主要靠自己边干边摸索。第二天，建桥准备工作开始，挖桥墩基坑的，打预制块件的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我被安排到打预制板这一部分。为了保证质量，队里没有搞硬性计件竞赛，给我这个个小体弱的南方人提供了机会。孙膑赛马的有趣故事启发我下意识尝试一回，母亲说过：“井水挑不干，气力用不尽。”她一直是这样做的。母亲的教诲，怎能忘记。我坚持上班比别人早十几分钟，下班晚十几分钟，默默地工作，兢兢业业干活，工地上需要规整的东西，随手拾掇规整。年终获得了生产突击手的荣誉，还有一条棉毯的物质奖励。
八月份，一次山洪暴发，队里通知工人们去河床抢收工具，大多数看到上游一米多高的浪头快速朝下冲来，有些犹豫不决，我加入到少数人的行列，忘掉危险去抢收工具，当拿到东西往回走到半路，洪水就直扑过来了，浪头里夹杂着枯枝败叶和干刺，缠着人迈不开腿。一个四川老乡叫陈恒远的被洪水冲击倒在了水里，岸上下来几个人将他拉起，算脱离了危险，我选择先站稳等浪头过来后才迈步登岸，安然无恙。要一回忆，确有点后怕，这是大难不死的第一遭。
这时我已初步适应体力劳动，渴望安心工作，热爱这普通工人的职位。我想应该为转为正式工人积累点什么。上述几件事，领导和工友们的活档案里会记住一点的吧。
工地紧邻集市（当地叫巴扎），星期五赶集。集市上的东西很便宜，西瓜，哈密瓜，葡萄才几分钱一公斤。新疆的水果香甜可口，名不虚传。品种繁多，脆的，面的，颜色红黄白青橙鲜亮诱人。桃杏带走论筐卖，看筐论价，现吃数果核。维族老乡卖东西挺大方的，任挑任选心不烦。一元钱可以买到一只顶大的鸡，几个人合伙打牙祭，用铁皮水桶清炖鸡，味道鲜美，有点小意思。瓜果之乡的甜蜜，让我爱上了新疆，感到了幸福。被流放的感觉荡然无存。
1966年，一场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，先是传达中共中央的516通知，通知的信息令人感到不安，文件中虽然明文规定文革期间不准开除下放解雇工人，但发动的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，规模之大前所未有，中央集权超前绝后。电影及广播报刊的宣传内容暗示上层建筑出大问题了，过去宫廷里三呼万岁的声音，如今遍及亿万百姓。我忍不住自己的感想，对棋友张朝广说：“这声声万岁让人触目惊心” 中华民族可以万岁，人类文明理应万岁。个人万岁肯定是迷信。
政治风暴越来越大，越刮越猛。我无法抗拒暴风的威力，想站也站不稳，不自觉地就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。口号是文化大革命，表象与政治无关，很能迷惑人。文化大革命震荡着全社会，群众组织争先恐后自发产生，比比皆是。我们中修队自发产生了好几个群众组织。一天十班的陈恒远通知我：“你被当选为’革命洪流’组织的3号勤务员。”我默认了。接着他发给了我一个写有革命洪流四个字的红袖套。回忆起读过的书，无一借鉴，消化读过的书，借鉴颇丰，心中自然有底，邪不压正，正义长存，公道自在人间，真善美，假恶丑一对比，只要心中无私，理应看得清楚明白。可是投身其中，应对现实中的百人百面，就不那么轻松了。极左路线注定不会给我们这小人物以安宁，处在金字塔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也因此不再平静。
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，十月，开始了红卫兵大串连，和田、喀什、阿克苏的学生红卫兵去北京路经我们工地，中修队以工人阶级的身份接待他们，招待吃饭搞联欢。红卫兵乘车吃饭住宿全免费，领取衣服，日用品，只打白条。秋末，牙哈大桥开始安装，冰冻前如期安装完毕，大架构外观很粗糙，但组装基本达到了工程师的设计要求。对我们这批第一次造桥的工人来说，自然有几分自豪。几天的通车检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大桥安全使用了四十几年才告别我们重建了。
初冬，我们搬到了与轮台县相邻的二八台工地。在那里建一座小桥，整修公路为第二年铺柏油路作准备。文革运动随着上层领域的反复混乱继续进行，学校停课，一般干部脱离岗位，一部分群众组织的少数野心家忙着准备夺权。运动上升到第一位，生产退居其后。幸好生产第一线的没有脱产的基层领导仍能坚持正常上班，不脱产就是工人，工人的身份没有人能够动摇，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。
十一月一队喀什的红小兵路经二八台，该地交通食堂因为招待不周不礼貌惹恼了红小兵。他们随即查封了这个食堂。找到了我们队，请求支援，串联了红原农场的农工声援，批斗了该食堂的管理员。事后，组织委派我协助他们查食堂的帐。正好这一天，我们队里的几个群众组织联合批斗队领导（当权派），我庆幸有机会没参加，队里的批斗会设在木工工棚里。我下班回到帐篷空无一人，去到批斗会场，批斗已接近尾声，除了喊口号就是质问。看当时的情形完全颠覆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。我茫然不知所措，质问的人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，目空一切，无视权利的存在。中央无视国家主席的存在迅速蔓延波及基层。幸好班排长并不脱产，一样隶属生产第一线的工人，他们的立场仍站在领导一边。直到散会也没有什么结论，这样的会好长时间没有再开了。
文革运动随着上层领域的反复混乱继续进行，大字报，大批判无序泛滥，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炊事班受到群众的批评请求调到工地劳动。汉族分队（排）只好重组食堂炊事班。排长刘绪贤，山东人，性格直爽，见我有点文化，平时守纪肯干，有点喜欢我。大多数工人伙伴也肯定我的表现。我被委派为食堂管理员。一下子改换了角色，既新鲜又生疏，只好硬着头皮兢兢业业边干边学。我知道管理食堂的责任远比干体力劳动的责任重大，四肢放松了，心情却格外沉重。管理员主要负责采购粮油菜蔬，发放饭菜票，监理炊事班的工作。粮油属国家调配还比较好办，采购蔬菜，肉类需要寻找渠道，正巧三分队的管理员张大献也是我们湖南老乡。我只好谦虚地跟他沟通，向他学习。排长平时也给一些指导。炊事员的选拔并没有经过考核，头几天运行勉强过得去。可比老炊事班到底还有些差距。人事无小事，让我很为难。一天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工地的人气冲冲把一个馍馍放到我的办公桌上，让我看看里边是什么东西。我仔细一看，馍馍里面有一个虱子，尴尬极了。到炊事班一查，原来炊事员张士忠（陕西籍）身上的虱子多极了。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好在我工作兢兢业业，不敢有半点懈怠，食堂从没有因缺食材出问题。我自觉遵守群众纪律，打饭和一线工人一起排队。这样反对派抓不到辫子，也不敢轻易反对。不过我个人认为，食堂并没有大的改善，只是服务态度比前任好了些。
这期间，工作正常运行，可文革的风浪…
(未完待续)